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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醉驾入刑的第十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取消刑法中的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一时舆论为之哗然。
作为法律界专业人士，朱列玉只是简单建议取消吗？
其实并不是。他认为，治理醉驾不能过度依赖严厉刑罚打击，需要通过综合治理，实现多渠道管控。
朱列玉认为，从醉驾入刑已实施九年的数据来看，醉驾入刑并没有起到有效遏制的效果，现实已偏离了立法初衷。通过刑事手段来治理醉驾，国家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但实际证明了这未必是打击醉驾行为最有效的方法。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傅信平也认为该刑法条款应该修改。他指出，在司法实践中，99%以上的危险驾驶犯罪行为都是醉驾，案件数量较大，严重消耗本已十分紧张的司法资源，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条文的时机已经成熟。
醉驾案件在全国地区的分布情况。
在多数网友眼里，“取消醉驾入刑”就是倒退，就不可接受。显然，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认知。其实，两位代表的修法提议，都是建立在数据支撑和大量调研论证基础上才提出来的。
根据两高报告，2019年度刑事案件量排名第一为危险驾驶罪，其中大部分涉及醉酒驾驶。醉驾构成犯罪的，除醉驾者接受刑事处罚外，其本人以及子女上学就业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可以说，这种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既然醉驾入刑为民众普遍接受且法律后果严重，那为何醉驾案件量却呈现上升趋势，乃至成为中国第一大罪名呢？！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深思。
对于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学界态度一直并不统一。支持者认为：“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的设立，是中国刑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日后刑法立法乃至司法均将产生重大影响”。相反观点者则认为：“刑法中没有必要规定危险驾驶罪；入罪后存在着很多难题并会带来很多弊端，无法产生期望中的社会效果。”
当年，支持醉驾入刑的观点显然占据了主流，广大民众也期待该举措能够有效防控醉驾。但公开数据的确证明，醉驾入刑后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当年立法目的就是遏制危险驾驶行为，保护公共的交通安全。虽然执法机关每年都在加大查处力度，但从每年不断上升的醉驾案件来看，单以刑罚的威慑确实难以解决醉驾行为“泛滥”的难题。这与当年有学者提出的“运用刑罚防控醉驾和运用行政手段防控的效果差别不大”的预判高度符合。于是，近年来，作针对性调整或直接修法的呼声一直存在。
2017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对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行为不入刑的情况作出了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此意见的出台，似乎回应了醉驾入刑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面对实际刑罚管控效果并不佳的现实，专家提出分类对待，综合治理的策略，理应被有关部门认真对待。而广大网友也应该理性对待这种建议，简单的强烈反对，甚至恶语相向大可不必，这既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会对有关部门及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形成干扰。
对于这两位全国人大代表来说，抑或对更多有修法建议的法律界学者来说，提出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力图解决醉驾行为不断增加的社会现实，是他们的责任所在，理应认真倾听，了解真实意图，这才是健康社会，才是正途，才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总之，宽严相济与司法正义并不矛盾，力量与温度并存才是法治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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