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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笔者理解医生的难处；于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当事人难以接受。
文 | 竹 里
3月30日，有网友发布微博，称上海一例哮喘病人因120拒绝救援而病亡，事发地点疑似在航昌路376弄一小区，当时小区一病人犯了哮喘，家属在向附近救护车借除颤仪时遭拒，并列出详细时间线并伴有视频佐证。
31日，浦东新区卫健委就此事作出通报：得知该病人出现紧急情况后，现场核酸检测医务人员已奔赴其家中进行了数十分钟的紧急抢救，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该急救车当时正在执行对同一小区另一住户的急症患者急救的任务，且急症患者已上车，急救车已准备前往医院。
由于哮喘病人在自己家中，救护车上的急救医生现场无法判断，出于先将车上急症患者送往医院的考虑，没有同意出借。目前，已对该名医生作出停职处理的决定。
舆论发酵后，网友对此事提出几点疑问，《新民周刊》也采访了相关医护人员和法律人士。
思考一：除颤仪可以外借吗？
根据当事人的描述，事发当天早上8点，当事人父亲感觉呼吸憋气，在居委会负责人的协调下，让现场负责核酸检测的医生先上楼急救，医生上楼后说需要AED，遂发生了“家属阻拦救护车借AED”的网传一幕。
那么，除颤仪这种专业医疗设备，是否可以外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新民周刊》，人们通常看到的除颤仪，一般在地铁站、公交站、商场、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使用时，有清晰的流程与步骤，以及自动进行心律分析，给出“可电击心律”和“不可电击心律”的判断。在紧急情况下，未接受过专业医疗培训的人，也可依照提示音进行使用。
上海某公交枢纽站AED配备
但救护车上的除颤仪则不同，它比公共场所的更为专业，对使用人员的要求也相对较高。针对不同疾病，调整的焦耳参数也不同，一旦焦耳没有调对，或判断失误，很可能会对急救起到反作用。不仅普通人操作起来迷茫，不经常做急救的医生，操作起来也并不容易。
这位医生还表示，除颤仪不是万能的，只用在患者心脏骤停或发生室颤的情况下，哮喘病因复杂，综合考虑，120医生在无法面对面判断病情的情况下，不出借除颤仪有其合理性。更何况，不仅是120急救，即便在医院内部，为保证医院内的突发紧急病人，AED也是不能够随便出借的。
图源/上海医疗急救中心
一位医生在网络留言称，如果换作是他，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不会出借除颤仪，因为曾经进行过相关培训，要求医生完成目前执行任务后，再处理别的事情。而且院前急救有太多不确定性，当时，正在车上的急救患者也随时可能发生意外，随时可能需要AED。
思考二：急救人员能否中途救人
上海一位曾在120待过半年的急诊医生告诉《新民周刊》，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统一有一个调度中心，当家属拨打120电话时，调度中心会根据“就近、就急、就能力”的三大原则进行派单。
就近，一般指病人所在地至送达医院距离直径为3公里及行程为5公里左右；就急，指危重病人快速转送，并要求转送到二级甲等以上级别医院；就能力，将病人转送到有救治相应病种能力的医院。到了现场后，会按照要求，进行基本病情的询问，以及判断运送到医院护理，还是现场处理。
当然，急救中心有自己的急救流程，但在紧急情况下，能否作出相关变通？在当事人的描述中，他们已经与邻居沟通过，救护车可以先让给父亲。那么，能否在家属协商一致情况下，中途更换病人？
这位急诊医生表示，这件事情从程序上存在一个派单问题，派单时，120急救医生已经对即将接诊的急救病人，基本病情、相关病史、报告等有了了解。而且在派单期间，他们有责任将该病人负责任地转运，并得到相应的治疗。
因此，在救治流程未结束前，即便双方家属协商一致，医生也不能自作主张变更急救病人。
一方面，如果中途更换病人，医生存在对新患者病情相关信息的茫然，存在救治盲区，且如果医生未接到此派单，是否算是见义勇为的性质。另一方面，医生若救治了危重的一方，另一方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一旦导致严重后果，也不符合伦理。
思考三：医生可否视情况急缓，来定急救顺序
于理，笔者理解医生的难处；于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当事人难以接受。
今天下午3点，当事人网友“秋秋也是阿秀”发文表示：当时我眼睁睁看着父亲一点点逝去，我知道大家会说，120有它的制度，但在那个当下，让我如何去理解这个制度？
那么，有人提出，医生可否视情况急缓来定急救顺序。院前急救是需要讲规矩的，必须遵守原则，完善程序，特殊情况，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向120指挥中心报备沟通，取得许可。
某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认为，自己曾经在120急救中心轮转过，也遇见过类似被临时拦下的情况，甚至有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又顺手“捡”了病人的时候。他认为，这种情况下，医生可看轻重缓急，及时向120调度中心汇报请示。
多位医生的观点也表示，就当事人描述的情况，当时急救医生完全可以及时向120中心汇报，客观陈述这方面的矛盾与困难如何解决。当然，在医疗资源吃紧的现在，一方面要考虑到如何解除急救医生的法律问题，安心救治；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危重病人如何得到及时救治，后续，这就需要急救中心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正如当事人网友“秋秋也是阿秀”所说：“在医疗紧张的特殊时期，面对生老病死，我们只能求助医生，我父亲的事情无法挽回，我希望的是更多重症患者，待产妈妈们，可以得到及时救治，也不再有家庭承受这种撕心裂肺的痛。”
思考四：拒借的医生，是否构成犯罪
医生拒借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魏律师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作为医务人员，其职务有着“救死扶伤”的特征，其自身也具有阻止病患死亡的法律义务，因此，单纯对于拒不出借除颤仪的这一行为，应该被纳入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但也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客观因素，如果当时除颤仪器正在被其他病患使用或备用，那么，急救人员出借除颤仪器本身就有阻碍。若将因客观环境导致的无法出借而造成的结果归咎于急救人员，明显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其次，还应考虑，急救人员当时是否正在对其他病患进行救治，或者正有紧急救治任务正在进行，也决定了从急救人员是否具有出借除颤仪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如果出借除颤器对于急救人员是力所能及的，而急救人员怠于提供，这种情况才符合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
魏律师认为，疫情期间，急救人员工作任务紧张，患者众多，在医疗设备紧张的情况下，苛责急救人员不作为犯罪明显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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