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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 （兰州大学）
2022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再次呼吁“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引起社会激烈讨论。朱列玉认为，每年有高达30余万人因“醉酒驾车型”危险驾驶罪被判刑，占全国刑事案件总数1/3，挤占司法资源。同时“醉驾入刑”对于部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者而言后果过于严重。建议加大对酒驾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的力度和范围，通过行政拘留和加重罚款，达到处罚效果。（3月5日 中国新闻网）
若单从法理的角度考量，这一提案似乎并无不妥。但我们认为，国家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尤其是修订如《刑法》这种会对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法律时，不能只算“法律账”和“经济账”，更要算“社会账”“大局账”。更何况，醉酒驾车的危害性是可预见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决不能拿所谓“后果轻微”来开脱。
从相关数据来看，“醉驾入刑”对潜在醉酒驾驶者的震慑性远非行政处罚可比拟。20201 年 4 月份，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11 年“醉驾入刑”以来，尽管在机动车、驾驶人数量保持年均1800万辆、2600万人的高速增长情况下，2020全年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了70%以上，十年来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减少了两万余起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仅从这一组数据来看，将“醉驾入刑”的举措就产生了极为显著的震慑效果，至少挽救了数万家庭免遭破碎和致贫，可谓社会效益极其显著。
从社会和心理层面来看，“酒后拒驾”在全社会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除了惩处功能外，法律还具有调整社会秩序的强制性能力。在司法机关对醉驾行为采取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下，伴随着媒体与宣传部门对“醉驾入刑”的进一步普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早已成为全社会上下广泛认同、普遍接受、大力支持的文明准则和法治规则。随着法律意识和社会文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普遍存在的“强行劝酒”这一酒桌陋习也得到了根本性的风气扭转。在自觉限制饮酒的社会大环境下，由“酒桌官司”而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身体健康问题和家庭和睦问题毫无疑问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而不论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利益的角度看，相比于醉驾入刑所“挤占”的司法资源“经济账”来说，孰轻孰重可谓一目了然。
当然，尽管“醉驾入刑”不可取消，但实施十年来的经验应当有所总结，问题应当得到重视。例如针对其所提出的“醉驾入刑占到全国刑事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现实情况，有关部门可以针对“醉酒驾驶”案件案情简单、事由清晰、侦查迅速等特点，出台规范和指导性意见，探索制定专门的“简易程序”，在保障犯罪者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从简、从速履行司法程序，节约法律资源，减轻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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