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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本报记者 邢晓婧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 木
“网络暴力带来的伤害比新冠病毒本身更严重。”日本NHK电视台近日如此感叹。在日本社交媒体上，接连出现针对医护人员、确诊患者及其家人的恶意诽谤和中伤，网络暴力甚至已从虚拟世界渗透至现实生活。除了日本，欧洲各国也在反思网络文化——在疫情中，欧洲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网络暴力的现象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副作用”之外，更应探讨“网暴”问题背后的文化、教育痼疾。
“亚洲病毒”与“欧洲歧视链”
德国《焦点》周刊报道称，仅在德国，青少年最近这段时间受到网络暴力的比率就高达五成，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不到1/3。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学者韦斯特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剧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欧洲青少年在疫情中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6至8小时——是以前的两倍左右。上网时间增加以及疫情导致的压力等原因，滋生了各种网络欺凌现象。5月下旬，德国一名24岁女模特因受到网络暴力，服用大量安眠药试图自杀，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避免了悲剧发生。
负能量的“恶词”是诱导网络暴力的一大因素。为了保证语言的正面意义，德国语言协会每年会选出一些最具诋毁意义、毫无美感的词作为本年度“恶词”。在疫情中，欧洲各国都出现更多“恶词”，一些媒体则成为这股“恶词风”的罪魁祸首。比如，德国《明镜》周刊曾以“冠状病毒——中国制造——当全球化带来死亡危险”为封面标题报道中国疫情，《图片报》等媒体还将新冠病毒称为“亚洲病毒”，加剧欧洲网络和现实中对亚洲人的歧视。欧洲内部也有“歧视链”，比如意大利、西班牙等疫情严重的国家被其他国家歧视，每个国家内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被其他地区歧视，新冠患者更是受歧视对象。
日本也发生了新冠患者受歧视现象。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居住在仙台的一对父子感染新冠肺炎后经过治疗痊愈，但两人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姓名、照片等被人挂在网上，还被添油加醋很多莫须有的“故事”，比如指责儿子“故意隐瞒病情去打工”，辱骂他们这种行为的恶劣程度“堪比恐怖主义”，要求向全网“谢罪”等。父子二人为此苦不堪言，儿子病愈后拒绝去学校，目前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在日本，对一些新冠治愈患者来说，出院之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战。由于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他们被无数双眼睛盯着，邻居见到他们犹如见到瘟疫般唯恐避之不及，最好“乖乖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日本各地接连出现出租车拒载新冠肺炎治愈者以及医护人员的情况。有的公司以“避免传染他人”为由，甚至要求他们的家人“主动休假”。种种歧视现象导致患者和医护人员难以回归正常生活。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心理学会分析称，埃博拉、SARS等流行性疾病容易诱发歧视行为，有些需要医疗救助的群体为了避免受歧视故意隐瞒病情。该学会认为，民众之所以会产生偏见，源于缺乏对正确信息的了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语种传播事实尤为关键，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政要名流、演艺明星、企业领袖等发声。英国王室去年曾发布“社交媒体指南”，以遏制针对梅根和凯特王妃的网络暴力行为。韦斯特曼认为，欧洲各国政府不妨也制定一份这样的指南，引导民众文明用好网络。
暴力作品让青少年缺乏思考力
“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应该为现在的网络暴力文化负上责任。”韦斯特曼认为，如今网飞等流媒体上播出的暴力镜头越来越多，青少年看得太多会导致性格好斗，从而更容易刺激并效仿暴力行为。《环球时报》记者本周从德国电视以及网飞收视率排名前10名的节目中观察到，受欢迎的大都为探案或动作题材。不少德国观众向记者反映，疫情中生活枯燥，这类暴力题材更能舒压。
一些质量不高的网络文学也带来负面影响。在欧洲，只有魔幻、侦探这类娱乐消遣性的“速食书籍”才有销路，即使是出版发行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倾向悬疑、侦探、盗墓等题材。“现在欧洲许多小说越来越不像文学作品，对年轻人的教育作用也在减少，”韦斯特曼认为这是个不良趋势，“年轻人没有文学沉淀，就会缺乏思考力”。
为防止青少年参与网络暴力，日本教育界也在行动。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特别制作了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教材，介绍人气颇高的前棒球国手、现棒球教练片冈笃史的抗疫故事，以此纠正青少年的不良观念。教材中还列举网民“人肉”确诊患者等网暴行为，鼓励青少年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问题。东京教委表示，各个中小学将利用早会或课外活动时间一起学习这本专门制作的教材，希望以此纠正青少年的错误观念，杜绝网络暴力。
对网络暴力问题执法力度不够，也是一大问题。德国两年前就开始实施《网络执行法》，规定社交媒体必须在得悉“明显非法内容”出现24小时内将其移除，否则面临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不过此次疫情中，许多专家仍看到该法律的不足之处。有专家建议提高对网络暴力执法力度，具体包括将侮辱罪的最高刑罚期限从目前的1年提高到2年，将恶言毁人名誉罪的最高刑罚期限从1年提高至3年，将诽谤罪的最高刑罚期限从2年提高至5年等。
为惩治网暴行为，日本政府正在加快立法步伐。根据日本现行《网络服务供应商责任限制法》，网络暴力受害者有权要求网络服务商提供施暴者的姓名、住址、IP地址等个人信息，以便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或追究刑事责任。但在执行过程中，因网络供应商不掌握相关信息，通过其他手段查询费时费力。因此有意见认为，应该将手机号码列入可调查行列当中，由此快速锁定施暴者。但通过海外网络服务商发布恶意信息的情况处理起来更为复杂，受害者不得不忍气吞声，对于此类情况还将进一步讨论。日本自民党召开会议时提出，应该重新讨论侮辱罪为期1年的公诉时效，要求出台更严格的惩罚措施。也有声音认为，加强立法惩戒网暴疑似侵犯“言论自由”，日本政府表示，将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图为西班牙华人举“我不是病毒”标语反对新冠病毒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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